1333-2626-992 咨詢
EN
全國咨詢熱線
1333-2626-992 咨詢
東漢經學家鄭玄在為《周禮·考工記》作注時，對弓的性能進行了描述："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繩緩攝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這一段文字被現代許多學者認為是關于固體變形與所施加外力成線性正比關系的最早記錄，即彈性定律的雛形。
鄭玄（127年-200年），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今濰坊市峽山區鄭公街道）人。 [39]東漢末年儒家學者、經學家。 [36]
鄭玄早年入太學攻讀，又師從張恭祖等人學習，最后跟隨馬融學習古文經。游學歸里后，復客耕東萊，聚徒授課，弟子達數千人，家貧好學，終為大儒。黨錮之禍起，遭禁錮，杜門注疏，潛心著述。晚年守節不仕，卻遭逼迫從軍，最終病逝于元城，享年七十四歲。 [35]
鄭玄治學以古文經學為主，兼采今文經學。他遍注儒家經典，以畢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遺產。著有《天文七政論》《中侯》等書，共百萬余言，世稱“鄭學”，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貞觀年間，將鄭玄列于二十二“先師”之列，配享孔廟。
鄭玄出生時，鄭氏家族已經敗落，他的祖父鄭明和父親鄭謹，都沒有出仕為官，只在鄉間務農，家中生活貧寒。他從小學習書數之學，到八九歲時就精通算術。十二三歲時，就能誦讀和講述《詩》《書》《易》《禮記》《春秋》這儒家“五經”了。同時，鄭玄還喜歡鉆研天文學，并掌握了 “占候”、“風角”、“隱術”等一些以氣象、風向的變化而推測吉兇的方術。 [1]
鄭玄自少年時就一心向學。不尚虛榮，天性務實，有一件小事很能說明這個問題。十一二歲的時候，他曾隨母親到外祖家做客，當時客人很多，在座的十多位客人都衣著華美，打扮得煥然一新，一個個言語清爽，夸夸其談，顯得很有地位和派頭。唯獨鄭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學都趕不上人家。其母見狀，感到面上無光，便暗地督促他出頭露面，顯露點才華，表現點闊綽和神氣。鄭玄卻不以為然，說這些庸俗的場面 “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引文見《太平廣記》卷215引《鄭玄別傳》）。 [4]
鄭玄十六歲的時候，不但精通儒家經典，詳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曉讖緯方術之學，又能寫得一手好文章，被大家稱為神童。 [3]
鄭玄雖然立志于潛心鉆研經學，并已具有了一定的經學造詣，但由于家境貧寒，生活困苦，已沒有條件繼續專門攻讀了，父母兄弟迫于生計問題，也都不允許他再不事產業而長年讀書了。在十八歲那年，他不得不出仕，充任鄉嗇夫之職。 [8]
鄭玄不安于鄉吏的工作，不愿為吏以謀生，一心向往研究學術。因此，他在做鄉吏的同時，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刻苦學習，每逢休假日也不回家，而到學校中向先生請教各種學術問題。他的父親對此極為反對，并一再督責和訓斥他。但父、兄的反對也改變不了他的志向，他仍堅持不懈地努力學習。到二十一歲時，已經博覽群書，具有了深厚的經學功底，并精于歷數圖緯之學，兼精算術。
當時的名士杜密任太山太守、北海相，到高密縣巡視時見到鄭玄，認為他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就把他升調到郡里為吏錄，使他得到學習和深造的機會。從此，鄭玄便結束了鄉吏生涯。到了北海郡不久，鄭玄又辭去吏職，入太學授業。他的老師第五元先，是當時京兆平陵（今陜西長安）的大姓，曾任兗州刺史，是一位很有學問的經學博士。鄭玄從師第五元先，先后學了《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等，俱達到了通曉的程度。其中《京氏易》是西漢京房寫的，《公羊春秋》是戰國公羊高傳述、西漢初成書的，這兩部書都是今文經學的重要典籍。《三統歷》是西漢劉歆寫的歷法，《九章算術》則傳說是西周周公著的，這兩部書都屬歷數之學的重要著述。此后十年左右，皆為鄭玄折節求學的時代。
他師事第五元先后，又從東郡張恭祖學習了《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等書，其中除《禮記》和《韓詩》外，均為古文經學的重要典籍。鄭玄向第五元先和張恭祖學習了今古文經學兩大學派的重要經籍后，尚不以此為滿足，又從陳球受業，學習了《律令》。在此期間，他還以明經學、表節操為目的，游學于幽、并、兗、豫各州，遍訪名儒，轉益多師，虛心向他們學習，共同探討學術問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辭勞苦，孜孜求道，鄭玄的青年時代，就是這樣匆忙而充實地過去了。到了而立之年后，鄭玄已經成了一名有著較深造詣的經學家。他的學問在山東（指崤山或華山以東）已經可以說首屈一指、無出其右者了。 [5]
鄭玄雖然已經學富五車，但他自己卻毫不滿足。當他感到關東（指函谷關以東）學者已經無人再可請教了的時候，便通過友人盧植的關系，離開故國，千里迢迢西入關中，拜扶風人馬融為師，以求進一步深造。馬融是當時最著名的經學大師，學問十分淵博。他遍注儒家經典，使古文經學達到了成熟的境地。他的門徒上千，長年追隨在身邊的就有四百余人，其中優秀者亦達五十人以上。 [5]
馬融為人比較驕貴和講究，雖然門徒眾多，但他只親自面授少數高材生，其余學生則由這些高材生轉相授業。鄭玄投學門下后，三年不為馬融所看重，甚至一直沒能見到他的面，只能聽其高足弟子們的講授。但鄭玄并未因此而放松學習，仍舊日夜尋究誦習，毫無怠倦。有一次，馬融和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在一起演算渾天問題，遇到了疑難而不能自解。有人說鄭玄精于數學，于是就把他召去相見。鄭玄當場很快就圓滿地解決了問題，使馬融與在場的弟子們都驚服不已，馬融對盧植說：“我和你都不如他呀！”自此以后，馬融對鄭玄十分看重，鄭玄便把平時學習中發現而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一一向馬融求教，對于篇籍的奧旨尋微探幽，無不精研，終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鄭玄在馬融門下學習了七年，因父母年邁需要歸養，就向馬融告辭返回山東故里。馬融此時已經感到鄭玄是個了不起的人才，甚至會超過自己，他深有感慨地對弟子們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意思是說，由他承傳的儒家學術思想，一定會由于鄭玄的傳播而在關東發揚光大。 [5]
從馬融那里學成回鄉后，鄭玄已經四十多歲了，這時他已成為全國精通今古文經學的大師了，于百家之學無所不通。于是遠近有數百上千人投到他的門下，拜他為師，聽他講學。當時他家里還很貧窮，便“客耕東萊”，一面種田維持生計，一面教授門徒。 [2]
漢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朝廷下詔各州郡查究黨人，凡“黨人”及其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現居官位者，一概免職禁錮，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鄭玄曾為杜密故吏，受杜密的賞識與提攜，所以也被視為黨人，于建寧四年（公元171年）和同郡人孫嵩等四十余人俱被禁錮。 [2]
鄭玄起初從第五元先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是屬于今文經學派的。后來他又跟張恭祖學習《周官》《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這是屬于古文經學派的。 [5]他在馬融門下受業多年，而馬融乃是古文經學大師。
總的看，鄭玄傾向于古文經學。但鄭玄并不遵守當時經學中師法、家法那一套，他以自己淵博的學識遍注古文經，注中并不專用古文經學家的釋義，同時也采用了許多個今文經學家的解釋。即以古文為主，兼采今文，擇善而從。
鄭玄從四十五歲被禁錮，到了五十八歲才蒙赦令，前后長達十四年。在此期間，他打破了經學的家法，注釋與著書“幾百余萬言”，創立了“鄭學”，在中國經學發展史上做出了無與倫比的杰出貢獻。 [5]鄭學”逐漸成為“天下所宗”的儒學。例如，鄭玄所注的古文經學費氏《易》流行，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鄭注《古文尚書》流傳，而今文經的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鄭玄箋注了古文經的《毛詩》，而今文經的齊、魯、韓三家的《詩》也就不顯了。鄭學的出現，使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變化，它使經學進入了一個“統一時代”（皮錫瑞語，見《經學歷史》）。 [5]
黃巾起義爆發后，朝廷被迫大赦黨人。解除黨禁后，朝廷當政者對鄭玄的大名已早有所聞，于是爭相聘請他入朝擔任要職。但鄭玄求名而不求官，羞與外戚閹寺為伍，絕不愿涉足仕途，乃屢拒征辟，一心一意從事著書講學的學術工作。
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執掌朝廷權柄的外戚大將軍何進為了籠絡人心，首先征辟鄭玄入朝為官。州郡官吏脅迫起行，鄭玄不得已，只好入朝去見何進。何進為表示禮賢下士，對鄭玄禮敬有加，設幾、杖之禮以待之。鄭玄為保其名士節操，拒不穿朝服，只穿普通儒者的便服與何進相見。僅隔了一夜，未等授予官職就逃走了。
靈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三府（太尉、司空、司徒）曾先后兩次征辟鄭玄，但他都借故婉言謝絕了。第二年，鄭玄與荀爽、申屠蟠、襄楷、韓融、陳紀等十四人并被征為博士，他因父喪而未去。后將軍袁隗表舉鄭玄為侍中，他仍以居喪為理由而拒絕出仕。 [6]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靈帝死，少帝劉辯繼位，不久董卓廢少帝而立獻帝，遷都長安。這時，公卿們又舉鄭玄任趙王劉乾的國相，但因戰亂道路不通，仍沒有受召。鄭玄屢拒征辟，其間除避亂于徐州外，大多在家鄉隱居，聚徒講學，專心經術，著書立說。他的弟子遍于天下，多有人自遠方而投至門下，如趙商、崔琰、公孫方、王基、國淵、郗慮等即為著名者。他的學生常常超過千人，為一時之盛。
漢獻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黃巾軍攻占青州，鄭玄只得逃到徐州避亂。徐州牧陶謙曾大破黃巾軍，境內比較安定，他聽得鄭玄到來，極為歡迎，以師友之禮相接待。鄭玄把自己安頓在南城之山棲遲巖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頭露面，仍然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經典，注釋《孝經》。
鄭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當時孔融為北海相，對鄭玄特別尊崇，他一面為鄭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請鄭玄回郡。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鄭玄從徐州返回高密。據《后漢書》本傳記載，鄭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黃巾軍，但他們卻對鄭玄十分尊重：“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8]歷史記載黃巾軍尊重士人，正是因為如此，鄭玄才能在顛沛流離中非禮不動。據《后漢紀·獻紀》，高密一縣，竟未受黃巾抄掠。
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訴手下僚屬稱之為鄭君，不得直呼其名。 [9]這樣，鄭玄在七十歲時結束了背井離鄉的流亡生活，他老當益壯，仍終日精研經典，博稽六藝，并時常睹覽秘書緯術。可就在這一年，他竟又慘遭人倫大變，經受了老年喪子之痛。他只有一個兒子，名叫鄭益恩，二十三歲時被北海相孔融舉為孝廉。 [3]
此年春夏之間，袁紹之子袁譚率黃巾降兵攻北海，圍孔融于都昌（今山東省昌邑市），情勢萬分緊急。鄭益恩受父命率家兵前去營救，結果反被圍殺，時年僅二十七歲。鄭益恩死后，有遺腹子，鄭玄因其手文與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建安二年（公元197年），袁紹為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一次他大宴賓客，鄭玄應邀出席，在席上對一些所謂“豪俊”的提問進行了答對，語驚四座，使賓客無不折服。袁紹乃舉鄭玄為茂才，并表請鄭玄為左中郎將，但鄭玄卻毫不為之所動，都予以婉拒。 [6]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獻帝征鄭玄為大司農，位列九卿，給安車一乘，所過郡縣長吏送迎。鄭玄在家拜受后，便乘安車至許昌，但馬上又借口有病，請求告老還鄉。他雖然并未到任就職，但已經拜受此命，故世人稱他為鄭司農（但經學注疏中的鄭司農多指東漢初年學者鄭眾）。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鄭玄已經七十四歲了，飽經滄桑，身體常覺不適。這年春天，他夢見孔子對他說：“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后漢書》本傳）。這一年是農歷庚辰年，即龍年，而來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舊說龍、蛇之年對圣賢不利。所以他醒來后很不高興，認為自己當不久于人世了。這一年，袁紹與曹操的大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北）會戰。袁紹為壯聲勢，爭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譚逼迫鄭玄隨軍，鄭玄無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縣境），病勢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該縣。病重和臨危之時，他還在注釋《周易》。
鄭玄死時正處于天下大戰亂之際，所以葬禮從簡，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員和受業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缞绖（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于劇東（今山東青州境內），后又歸葬于高密縣西北五十里劉宗山下的厲阜。而今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鄭玄祠廟。距此不遠，則是孔融當年給他立的“鄭公鄉”。
鄭玄的學生們為紀念恩師的教誨，把鄭玄平時和弟子們問答五經的言論編輯為《鄭志》，
鄭玄曾跟隨東漢著名經學家馬融學習古文經，后來外出游學十多年，把握經書的源流，辨析學術，考溯源流，花費了很多精力整理篇章，條貫篇目，確定編排。為此，他搜求各家學說，仔細考訂異同，進行歸納和判斷，做了大量細致的工作。注疏有《毛詩》《周易》《論語》等儒學經典。家藏經籍逾萬卷，多以儒家經籍為主。但《后漢書·鄭玄傳》稱其“所好群書，率皆腐敝”。鄭玄囊括大典，綜合百家，遍注群經，將今、古文界限打破，達到了經學的融合與統一。鄭玄所注經書，代表了漢代學術的最高成就，被稱為“鄭學”，對后世經學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10]
鄭玄以畢生精力注釋儒家經典，至今保存完整的，有《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合稱《三禮注》，還有《毛詩傳箋》。失傳后，經后人輯佚而部分保存下來的，有《周易注》《古文尚書注》《孝經注》《論語注》。此外，他還曾注《春秋左氏傳》，未成，送予學者服虔，遂有《春秋服氏注》。 [11]
鄭玄遍注群經，遠遠不止這些。據清儒鄭珍考證統計，鄭玄的著述共約有60種之多。鄭玄在《戒子益恩書》中說，他致力于經學，是為了“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齊”。即是說，他的目的在于闡述儒家思想，使之發揚光大。鄭玄注經的成就是相當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11]
注釋三禮
鄭玄最大的功績是編輯、注釋了“三禮”。漢代《禮經》只憑師授而無注解，馬融也只注了《喪服》經、傳，“三禮”這個名稱雖然是馬融、盧植提出來的，但卻是從鄭玄分別為《周禮》《儀禮》《禮記》作注之后才確定下來的。《禮記》49篇的選輯本得以獨立成書，也始自鄭玄。“三禮”是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的淵藪，是十分寶貴的歷史文獻，但其中很多記載我們是很難直接從原文弄清楚的，所以鄭注是不可或缺的。鄭注在幫助我們弄明白“三禮”的內容方面，以及在訂正經文的錯謬方面，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而且鄭玄在解釋經文時，又補充了許多經文之外的材料，大大豐富了文獻的內容。這些材料在當時肯定是有文獻或師說依據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賴鄭注而得保存其若干，這也是鄭注的一件大功勞。又由于鄭玄作注博綜古今，廣洽精詳，兼采異說，若能詳加條分縷析，弄清其源流，對于后人研究漢代的學術史，亦將大有裨益。鄭玄對禮義的闡發，也有助于今人研究漢代的政治思想史。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等，都離不開鄭注。尤其是現今考釋地下發掘的先秦以下的文物，鄭玄的《三禮注》更是必須依靠的重要文獻。總的來看，鄭玄遍注群經，而對“三禮”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禮注》遂為后世治禮學者所宗，孔穎達甚至說“禮是鄭學”，這無異說禮是鄭學的精髓和主干。自古以來研究鄭玄禮學的著作浩如煙海，并分為“中鄭”、“駁鄭”兩派，這正說明鄭玄禮學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 [12]
現存的《毛詩箋》也是鄭注中的力作。箋與注釋不同，箋是宗一家之說而又有所引申發明。鄭箋以《毛詩故訓傳》為主，《毛詩》講的簡略之處，便加以補充，有不同的見解，則另加標明，即“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鄭玄語），實際上也是融會今古經，兼采三家詩說。《詩經》在史學上與文學上都屬極重要的一部經典，但由于時代久遠，其中許多內容我們今天已經不易理解了。若要真正讀懂它，非借助前人的注釋不可，而鄭箋正是最好的古注本，是《詩經》研究的第一個里程碑。鄭箋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簡括地說，一是對《詩》義的理解較為深刻和符合原意；二是花大力氣點明詩的象征特性，突現詩的文學意味；三是在文字、音韻、訓詁、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漢人傳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但前三家詩相繼亡佚，《毛詩》在魏晉以后盛行，鄭玄作箋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的。鄭玄所注群經，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如今保存在《十三經注疏》中的，尚存四部，那就是《毛詩箋》與《三禮注》。在《十三經注疏》中，也以這四部注最為淵博詳明，明顯優于其他各家。宋人劉克莊有《雜詠一百首·鄭司農》稱贊《毛詩箋》說：“新箋傳后學，古詩在先儒。不擬狂年少，燈前罵老奴。”宋人尊鄭玄者不多，但《毛詩箋》的成就卻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12]
鄭玄注《易》，用的是費氏古文，他把象、彖與經文合在一起，并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樣，以與經文相區分。鄭氏易學兼采義理、象數之說。在象數學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還力主五行生成說與交辰說。在義理方面，多采三禮的觀點，據禮以證易道廣大，凡涉及嫁娶、祭把、朝聘等項，所注皆與禮經所說相合，這一特點與后來易學義理派的治易特點相通。鄭玄所注古文費氏《易》流行，今文經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廢止了，后世王弼、韓康伯注《易》都用鄭玄本，孔穎達《五經正義》即采用王、韓注本，通行至今。 [12]
鄭玄所注《尚書》用的是古文，但與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鄭注的《古文尚書》流行，“今文經的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尚書》”便散失了。至于《春秋》，鄭玄本“欲注《春秋傳》”，后因與服虔觀點多相同，故未成之，但著有駁難公羊家何休的《發<墨守>》《針<膏盲>》《起<廢疾>》，表明其揚左氏抑公羊的態度。鄭學于魏晉南北朝時極受重視。這也是以后《左傳》大興的一個原因。
鄭玄還注釋過漢代律令。《晉書·刑法志》記載，秦漢舊律諸儒章句十有余家，魏明帝曾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采用余家。鄭玄還注過《孝經》與《論語》，都有較大影響。至于他注釋緯書，并用緯書解經，無論對緯書本身，還是對經今文學、古文學、訓詁學，也都是有貢獻的。
總之，鄭玄以其豐富的著述創立了“鄭學”，破除了過去今、古文經學的家法，初步統一了今、古文經學，使經學進入了一統時代，對經學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2]
總的看，鄭玄以其畢生精力注釋儒家經典，是一位空前的經學大師。從唐代起，其所注的《詩》《三禮》即被視為儒家經典的標準注本，收入九經。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經注疏，長期作為官方教材，是古經典的權威注本。 [13]
論教原則
鄭玄遵循儒家經籍中的一貫思想，力主尊師。他指出：尊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 （《禮記正義》卷二十二）。《詩·周南·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傳：言，我也。鄭玄箋：重言我者，尊重師教也 （《毛詩正義》卷一）。 [14]
鄭玄將尊師與重道聯系在一起，這是他個人思想的體現。例如：《學記》 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鄭玄注：尊師重道焉，不使處臣位也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曲禮》：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玄注：尊師重道也 （《禮記正義》卷二）。 [14]
《曲禮》：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這本是尊師之禮，鄭玄也將其概括為尊道藝。（《禮記正義》卷一）。由此可見，在鄭玄看來，尊師的實質在于重道。這是由于教師是道德和學術的代表者。馬融曾說：師者，教人以事以諭諸德也 （《通典》卷五十三），鄭玄繼承了這一師說。也指出：師，教人以道者之稱也 （《周禮注疏》卷九），這種以重道的角度來看待尊師的意義的態度，比起單純將師與天、地、君、親來作比附的態度要積極得多。 [14]
鄭玄認為，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起著主導和支配作用。他指出：師說之明，則弟子好述之，教者言非，則學者失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這不僅反映了漢代經師具有巨大的權威性，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是符合教學的一般規律的。
教師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鄭玄說：師善則善。他將教師本身的品德、學識以及教學態度視為教育成敗的關鍵。鄭玄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5]
第一，教師必須行以正直，這在兒童教育中尤為重要。鄭玄說：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 （《禮記正義》卷一），這種 以正教之的主張既是一項教育原則，又包含著對教師本人的嚴格要求。
第二，教師必須精通學業。鄭玄批評那些自不曉經之義，但吟誦其所視簡之文，多其難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的教師，這種人看起來是教學方法不佳，其原因還在于他們自己對經籍就沒有真正理解，又怎么可能教好別人呢？所以《學記》說：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鄭玄注：此或時師不必解，或學者所未能問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總之，只知照本宣科，死誦經文，而自己沒有研究成果的教師不能說是稱職的。 [15]
第三，教師必須積極施教。雖然教師有不往教及不復告的戒律，但鄭玄認為這并不是減輕教師的教育職責。首先，在教育對象上，鄭玄認為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 （《鄭氏逸書·論語注》卷四）。凡是虛心求學有上進心的，就應該予以促進，而不應因枝節問題而拒之門外。其次，在教學過程中，鄭玄雖然反對填鴨式的強行灌注，但他也認為學者既開其端意，進而復問，乃極說之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而反對師肩所隱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的作法，可見鄭玄并不否定教師的積極施教。只是這種施教應在學生具有上進心和求知欲的情況下，以啟發學生積極思考的方式進行。 [15]
第四，教師應該不斷深造。按鄭玄的話說，就是能夠通過教育活動而見己道之所未達 （《禮記正義》卷三十六）。雖然是教誨別人，但要能夠通過教育活動達到自反，即求諸己的目的；雖然是促進別人提高，但也要能自強，即自己也修業不敢倦。也就是說，教師既應是教育者，又應是受教育者。總之，教師只有具備以上幾個方面的品格和作風，才能當之無愧于崇高的地位和重要職責。
鄭玄畢生致力于儒家經籍的研究和傳授。他破除了宗師和學派的門戶藩籬，集漢代經學之大成，他的經注是后代經學教科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對儒家經籍中所記載的教育設置和教育觀點作了大量精辟的闡發，其涉及面之廣要超過一般思想家的專題論述。特別是鄭玄的教育思想多以經注的形式出現，盡管有依附于經籍，失于支離的弱點，但在將儒家經籍內容奉為圣人之道的古代，卻有著超出一般學者論述的影響。 [16]
教育學生
《后漢書·鄭玄傳》稱“玄自游學，十余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 [8]又記其六十歲時，“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8]由此可見，鄭玄當時私門講學，極一時之盛。 [16]
其弟子眾多，幾遍全國各地，見載于《鄭志》《鄭記》與史傳者，著名的就有河內趙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經、樂安國淵、樂安任嘏、北海張逸、魯國劉琰、汝南程秉、北海孫乾、山陽郗慮、南陽許慈等等。他的學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學者，《后漢書》本傳說：“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并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鄭玄有知人之能，求學者不遠千里投到他的門下，也都能確有所得。 [16]
人稱鄭玄“著書滿家，從學數萬”（《經學史》）恐怕不是虛言，他的弟子總數當不會少于萬人。據后人輯佚的《鄭志》和《鄭記》記載，鄭玄在進行教學時，注意采取問難和啟發的方式，師徒們鍥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學態度十分嚴謹。 [16]
《食舊堂叢書》中《論語鄭注》記下了這樣一個故事：《論語》評《詩經》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話，鄭玄注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也。”但是，鄭玄在給《毛序》是以“《關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作箋時卻說：“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這引起了弟子劉琰的懷疑：注《論語》以“哀”釋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誤，為何前后不一致呢？鄭玄贊賞劉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說：“《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后說。”就是說，應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拿不準的就不強作結論，以免貽害后人。博聞、闕疑，慎言其余，鄭玄不僅治學如此，也教育學生要如此。 [15]
《食舊堂叢書·鄭志》記有鄭玄與弟子趙商的一段對話，是由《詩·商頌·長發》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說：“《長發》，大禘也。”鄭玄箋曰：“大禘，郊祭天也。……”這中間牽涉到很復雜的祭禮問題，趙商引古籍不同意鄭玄的解釋，鄭玄在進行了一番說明后批評弟子說：“探意太過，得無誣乎！”在與趙商的另一次談話時也說：“天下之事，以前驗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從這些師徒間切磋時的隨意性談話中可以看出，鄭玄教育學生是很注意問難式、啟發式和因材施教的，這是對孔子的傳統的繼承和進一步發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進了其學說的傳播，終得大行于世。 [13]
鄭玄存在神學思想，認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書五行傳注》說：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其政道則神怒，神怒則材失性，不為民用。其它變異皆屬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見適于天矣。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道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為之傷，傷則沖勝來乘珍之，于是神怒、人怨將為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 [13]
這種天人感應的譴告說，不外乎宣揚君權神授，神化君主。他還進一步認為，如果君主的行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會由上天降下種種嘉瑞、符瑞以示隆興；反之，若君主過失，上天則會降下種種災異以示警告。由此進一步推論，則人的生死、貴賤、貧富、禍福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所以應該恭順天命，服從封建統治。另一方面，他還神化陰陽、五行，用陰陽氣的盛衰解說事物的變化，以君子屬陽，小人屬陰，社會之所以亂，乃是陰氣過盛即小人當道的結果。所有這些，都是成體系的，并非偶然的提及。當然，這些思想并未超出漢代“天人合一”唯心論思想的范疇，很少有鄭玄個人的發明。但他遍注群經，將這些思想融于對經文的解釋之中，而且其中又進行了一些系統化的工作，這就將唯心主義神學哲學進一步發揚光大了。總的看，鄭玄的哲學思想并不是進步的，但也未嘗不具有積極意義，因為它另一方面也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和對自己命運的信心，只要按照天意——實際是某種客觀規律——辦事，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結果。 [13]
鄭玄的政治思想。與其神學哲學觀相聯系，鄭玄在政治上是保守和正統的，他認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變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積極維護封建統治的中央集權制，反對地方割據勢力。從這一點出發，他極力宣揚忠君思想，強調地方服從中央，地方要以“順道”來事奉君主。他認為，人臣為君而死就是盡忠，是義、勇兼備的行為；而正直、剛克、柔克三德，為人臣者必須具備其一。應該說，鄭玄對漢室是忠心的，對軍閥割據是痛心的，他在注釋群經時總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諸侯服從君主，把封國的財富貢獻給天子。他注《周易》與《周禮》，常常寄托自己君賢臣忠的政治理想，而在箋注《毛詩》中，又寄托自己感傷時事之情，這也說明他向往從前、反對現實亂世的態度。另一方面，他還積極宣傳孝道，用孝道來為忠君思想眼務。要求人們像事奉父母一樣事奉君主，像尊重長兄一樣尊重各級封建統治者。總的看，鄭玄是一位篤信儒家思想的正統學者，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應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嚴守等級秩序，使政治穩定，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所有這些，當然也沒有多少鄭玄個人的東西，而是傳統儒家思想對他熏陶而形成的。但鄭玄遍詮群經，已把這些政治思想說成是經典的本義和萬古永恒的常則，這對于儒家傳統思想的傳播，具有重要的意義。 [13]
鄭玄注經，不僅兼錄異文，考訂疑誤，而且致力于考鏡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于校讎學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經義雜記序》中稱贊鄭玄成校讎學千古之大業。今人張舜徽先生著有《鄭氏校讎學發微》，認為鄭玄的校讎學成就表現在如下12個方面：一是辨章六藝，即明辨六經之體用；二是注述舊典，理查群書；三是條理禮書，使之部秩井然；四是敘次篇目，在目錄學方面有突出創見；五是廣羅異本，比較異同，細心讎對；六是擇善而從，不拘于師法家法和今古文；七是博綜眾說，舍短取長，不以先入者為主；八是求同存異，自申己見；九是考辨遺編，審定真偽；十是校正錯簡；十一是補脫訂偽；十二是審音定字。 [13]
凡此種種，已大抵涉及到了校讎學的各個方面，后世有志于以整理古籍為務者，皆以鄭玄所為作為楷式。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古籍浩如煙海，整理古籍是研究傳統文化與歷史的必需，而校讎之學，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門專業學問。鄭玄的校讎學成就，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校讎學的內容，其功實不可沒。 [13]
中國訓詁學的起源甚早，而訓詁學的成熟發展，則在漢代。漢人的訓詁學成就，又以鄭玄為最。所謂訓詁學，也就是用語言解釋語言，鄭玄遍注群經，其內容幾乎包括了后世訓詁學所涉及的全部：包括釋詞、釋句旨、說語源、說通假、注音讀、說修辭、說制度、解名物、釋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語法等等。而鄭玄所采用的訓詁方式，如直訓、義界、推因等方法及傳統的義訓、形訓、聲訓等，亦已相當完備。鄭玄注經所用的訓詁術語也相當豐富，如：猶，者…也…，所以一也，謂，謂一也，喻，亦，言，…貌，…之辭，…曰…，…為…，謂之，發聲，若，之屬，所以，之言，屬，然，聲誤，假借，之謂，語助，…之聲，當作，當為，今文，故書，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讀，讀若，讀如，之言，讀曰，讀為，讀當為，或作等等，皆為后世所沿用，其體例十分嚴密。總的看來，鄭注群經為后世之訓詁學起到了導源的作用，大有發幾起例之功，實為中國訓詁學之起源。 [13]
鄭玄對古音韻學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鄭玄有探索古音的創始之功：他第一次明確指出了“聲類”和“音類”，并注意發揮其在注釋中的作用&
